按照朱熹的说法，居敬是存养本心，穷理是穷事物之理。

两仪其感，五行异质，于爻用六，而蓍用七，卦八玄九，河图则十。这种批判，虽没有离开朱学立场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他自己却更加向主观唯心论发展了。

就是说，理是不可改易的必然规律，道是日用人事中所遵循的路脉。[200]《读论语》，《黄氏日抄》卷二。文天祥虽然接受了朱熹浩然之气的说法，却否定了朱熹以理为本体的思想。二是气之所禀，即所谓气数之命。但是，他的吾体天地塞，吾气天地帅的说法，似受孟子浩然之气塞乎天地说的影响，因此，其元气论思想并不很明确。

只有这样，才能揭示出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。以其气言，则理在其中。他以其心学思想，把人的地位提高了。

[92]《帝王为治之序》，《大学衍义》卷一。到黄震才发生了根本变化，提出天是自然造化，以元气为万物本原。[77] 明明德是明心中之理，新民是成天下之物，心与物的关系是体用关系，这是他所谓体用说的根本内容。天地间一切都是气所做成。

他对佛教识心、参禅之学，也有肯定之处。他继承了朱熹心外有物的思想，公开批判了心即天等说法。

黄震的人性说，批判了朱熹的天地之性的说法，在理学演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无论如何，它为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的演变开辟了道路。所以说，人心虚灵，一念内觉，万物皆备于我矣[184]。陆九渊于体用、形而上下之说，不及朱熹一派精密。

但他所谓物，是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。‘以云者，用此以贯之之名也。[74] 他把经、史说成体用关系，就其以经为体，以理为主宰、贯通历史这一点说，和朱熹完全相同。他说：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

他所谓道义，就是道德信念，或健顺五常之理。[79] 所谓明处是心，明底是性，正如朱熹所谓知觉是心，所觉是理一样，是心体的一种形式，也是心体的根本内容。

其二，程颐以为行难知亦难，朱熹以为论轻重，行为重，而陈淳则提出知行非有难易及二者全为贵的思想，既不同于程颐，也不同于朱熹，而是综合了程朱思想。因此，不力辩之，则行之者差矣。

[257]《跋彭叔英谈命录》，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十。[89]《谨言行》，《大学衍义》卷三十五。他认为，只有日用人事上致知力行，才是深切笃实之学，也才是吃紧为人处。惟知之不真而行之不勇，遂不见其乐而兼苦其难尔。可见其主观唯心论的倾向是很明显的。这样，还要格物致知干什么呢？他进而又说：心虽不过方寸之大，然万化皆从此出，正是源头处。

但这同样是一种天赋观念。[244]《御试第一道》，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三。

道之全体，焕然益明者，周子之功也。但是在他本人，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。

这种学说既以心为仁，而仁又是众理之统名，因此，在理论上是一种心学。但是，就二者不可偏废这一点来说，他认为知行都很重要，不能强调一个，忽视另一个。

既知其理，不可不行其事。[21] 这一点来自朱熹，但同朱熹所谓理在气之上主宰着气，如人跨马相似的比喻还不完全相同。他进而说：人与物亦本吾一体，缘顽忍之人，此心不贯于人物，亦与不属己相似。[88]《宋元学案》卷八十一。

文天祥很强调学以致用，应时而变。理一是体，分殊是用，理一和分殊是体用关系。

然而外头如此，心中不如此，其实则是脱空诳谩。其主要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如何进行统治的思想武器，同时也表现了他的一种愿望。

[129]《汉州开元观记》，《鹤山先生大全文集》卷三十九。[20]《北溪先生全集》四门卷十。

它反映了黄震鲜明的思想倾向。一句话，知了才能行，不知则不能行。[193] 这个批判触及理学的要害问题，即把主观精神说成永恒不变的精神本体。[39] 这就是说，心有体有用，所具之理是其体，所有之形气是其用。

必有积学之功，讲明之素也，然后得以理而贯之，故曰一以贯之。[30]《道》，《北溪字义》卷下。

这就进一步得出心即天、心即理的结论。[209]《淮南子》，《黄氏日抄》卷五十五。

他说：法字是有准则的道理，本是好书字。理无形状，以其自然而言故谓之天。